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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寻访记,静待

发布时间:2019-11-23 16:52编辑:社会焦点浏览(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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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松整理方澄敏的遗物

    小方自绥远战地寄给母亲的照片。

    小方拍摄的李大钊葬礼,原片已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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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澄敏珍藏的的哥哥的的底片盒

    小方的妹妹方澄敏老人和珍藏几十年的底片盒。

    《中国摄影》1986年第3期刊登的方大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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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曾,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天才摄影家,在创作最活跃的两三年里留下了大量在摄影技艺上可与其同时代的摄影大师布列松、何奈布里、尤兰史密斯齐相媲美的作品。他是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进行图文报道的记者,他拍摄的大量具有玛格南图片社风格的影像是当时国内主流媒体,乃至西方媒体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手信息。1937年9月,时年25岁的方大曾赴当时战事最紧的保定采访后失去音讯,从此被湮没不为人知。此后八十年,尽管他留下的抗战影像时常被使用,但罕有人知晓他的名字,《中国摄影史》对他的记载寥寥无几。本书作者冯雪松用十九年的时间,通过对方大曾的生命历程、特别是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生涯的寻找和发现,渐渐把他推向公众的视野,向读者展示出一位不为暴力、权力、金钱驱使,用生活做背景、用生命做胶片的摄影家短暂而又永恒的人生故事。本书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姊妹篇。

    署名“小方”的图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载于1937年7月号的《良友》杂志。

    2015年3月底,《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近半年后,我再次前往保定,去参加该市方志馆的落成仪式,也再次见到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完成以来,十五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孙进柱。感谢岁月,它虽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没有带走我们的友情,已经是保定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进柱兄,在和我叙述彼此分别后的变化时,仍不时地提到我们当年一同寻找过的小方。忘不了1999到2000年的两年间,为了节目的拍摄,我曾多次往返北京与保定之间,有时候和摄制组同行,有时候一个人独往,找知情人、查资料、实地寻访,他总是抽时间陪着,渴了一瓶矿泉水,饿了一人俩火烧,我们的友谊就是在寻找路上建立的。进柱兄撰写方志三十年,冷板凳坐了半辈子,这一次能把受人冷落的方志馆,开到光园曹锟当年的大帅府,他除了高兴还是高兴。在落成仪式后,我和时任保定市长的马誉峰谈起了筹备方大曾纪念室的想法,当听说小方在蠡县发出最后一篇报道后失踪了近八十年,至今没有下落时,马市长一边翻着《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边果断表态:一定给小方在保定安个家,地点就在光园!

    1937年7月10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一位高大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只身穿越炮火,来到卢沟桥一带,成为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新闻记者。

    几个月后的7月7日,保定光园,在人们的簇拥下,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查昇年、查松年和亲属走进方大曾纪念室。这是经多方筹措,众人支持的结果。面对舅舅的铜像,后辈们潸然泪下,哽咽无语。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殷陆君先生、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教授和各界朋友一同见证了小方安家保定的历史时刻。

    他就是方大曾。

    光园位于保定市区裕华路中段,原为明代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清康熙二年直隶巡抚由正定迁到保定后,巡道司狱署驻此。雍正二年又改为按察使司狱署。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时,在此大兴土木,进行改建、装饰,成为他的公馆,据传曹锟因敬慕抗倭名将戚继光,故将此处改名光园。光园主厅呈工字形,分前后厅,以廊相连,方大曾纪念室就设在这工字的最后一横起笔的部分,面积不大,二十几个平方米,由中国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题匾,室内陈设着小方遗留下的旅行箱,展示他的作品、生平和十多年来我们的寻访足迹,纪念室正中安放着青年雕塑家李一夫敬制的方大曾铜像。

    如果他健在,今天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了解他的人仍喜欢称他为“小方”。

    这似乎是一个故事最好的结局,也应该是长时间寻找方大曾的圆满句号,然而不久后,查昇年先生的一个电话,让句号再次打开,使小方的故事又一次继续下去。

    小方,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被摄影史学家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他一度与同时代的范长江、徐盈等战地记者同负盛名,并留下了大量抗战题材的摄影作品。可惜,就在1937年,年仅25岁的他“消失”在战地,与这个世界失联。

    除了表示家人的感激,电话里,查先生向我讲述,舅舅失踪之后,亲人们苦盼多年没有消息,母亲方澄敏曾找过哥哥最后供职的《大公报》,报社连着登了三天寻人启事,仍是没有结果,又辗转找到全民通讯社问询,也不知其踪。数年过去,母亲和姨妈方淑敏就让孩子们改口,管外婆方朱理叫奶奶,这个决定,意味着姐妹俩预感小方不会再回到这个家了。查先生还告诉我,母亲2006年去世后,有一些私人物品一直没有动,希望我有空去看看,或许对研究方大曾有用处。

    62年后的1999年,小方的同行、纪录片导演冯雪松意外结缘,开始探寻小方的足迹。20年的寻找之旅中,冯雪松陆续拍摄了纪录片,出版了书籍,推动成立了方大曾纪念室、方大曾研究中心,开展了“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两代新闻人的隔空对话中,那个拥有短暂而传奇一生的小方,仿佛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

    方澄敏九十一岁辞世,没有让后人留下骨灰,遵照她的意思,撒了。她之后,我们再也不清楚,世上还有谁曾经见过方大曾?除了日常所用,她的遗物是一大一小两只箱子,大的是小方使用过的旅行皮箱,小的木箱则是小方用七块大洋找人定制的两个底片盒之一。我原以为,2006年3月16日,随着837张底片一同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那只是唯一存世的,没想到另一只还在。

    战地踏察

    是时光的雕刻,旅行箱斑驳的皮面划痕累累,左一横右一竖,不知道这些经年累月的密码记录着什么,预示着什么。八十年前,时间的那一头,它曾伴少年出远游,行程千里问苍生;八十年后,时间的这一边,它静待来者解迷雾,风尘百载叹无声。打开来,一些有关方大曾的杂志和书在里面仔细排放着,还有方澄敏的记录本、照片、资料、手稿和私人信件,若有若无的樟脑味道告诉我,此刻正在轻轻地接近一段家族的历史,可以触碰,可以感知,还可以慢慢唤醒。

    “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乃骑着自行车赴卢沟桥视察……到卢沟桥的公路,须经过这条岔道的一个涵洞,有两个日军在涵洞口上放哨。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被日军截住……他们先疑我为中国军的高等侦探,理由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然而由于我的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许到宛平城下。”

    小木箱里,一个旧信封外勒着几道发白了的皮筋,里边包裹着数十枚粉红色的底片袋,胶片一张张取出来,对向阳光,竟然是从未见过的小方的私人照片和一些陌生人的影像。十几年前,即使是在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过程中,我们曾反反复复地见识过方大曾留下的所有底片,此刻,可以确定地说,这一部分是实实在在没有见过的。

    第一次读到小方写下的这段文字时,冯雪松已经在国家图书馆过刊库泡了几个月。当时还是中央电视台年轻编导的他,在弥漫着陈年纸张气息的图书馆,捧着因年代久远而变黄发脆的旧杂志激动不已,因为这段文字出自小方最重要的一篇新闻通讯——1937年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刊登的《卢沟桥抗战记》。

    为什么方澄敏老人在纪录片摄制时没有拿出这些底片?晚辈们不得而知。它们被精心地保管在隐秘的角落,是因为比较私人化?还是另有隐情?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除了方澄敏的孩子们,我也曾问过方大曾的姐姐方淑敏的女儿张在娥和儿子张在璇,他们也没有听姨妈说过这部分珍藏,难道是因为年深日久被遗忘了吗?应该不会,在她1987年写给张在娥的一封信里,看得出,对于方大曾和协和胡同的老宅这两件事,她有着深切惦念与眷恋,怎么会忘记了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让紧张了许久的北平城愈发人心惶惶。为了躲避战火,宛平县的许多百姓纷纷涌向城里,此时,正在城内家里休假的小方却打算逆人流而行。

    哥哥方大曾的事情遥不可期,协和胡同老宅的修缮问题和拆迁的消息日益临近。当时,小方在保定前线失踪了已经五十年,他在院子里搭建的用以冲洗照片的小木屋,已经朽了、烂了、没了。对于方澄敏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身边可供回忆的事物和可谈往事的人物愈来愈少,当时七十二岁的她自感到身心乏力,如果老宅也不在了,哥哥和方家五辈居此的气息和根脉也就没有了。

    两年前,中共地下党员吴奇寒、进步青年周勉之等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外新闻学社”,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写作,向国内外传播抵御外侮及学生运动的图文报道。小方是中外新闻学社唯一的摄影记者,得知卢沟桥发生的重大新闻,当然不想错过。

    方大曾离家时留下的底片在方澄敏和母亲的心里视同于他的存在。舅舅从战地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北京协和胡同家中留下了两小木箱底片。外婆说,小木箱是舅舅在院子里盖灰色小木屋时请木匠一并做的,有一尺多长,半尺多宽,半尺来高,外面漆上土漆,专门用来装底片。张在璇回忆道,日本投降后,外婆就把小木箱放在了她卧室的平柜上。这箱底片是家人对舅舅的一个念想,看见它就好像舅舅还在,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回家来拿这箱底片。但谁都没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却很无奈地失去了它。

    7月9日晚上,小方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匆匆告别家人。10日一早,骑上自行车,他只身前往卢沟桥。

    1966年夏,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最初是在社会上破除四旧,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舅舅的那两箱底片让家里人很紧张,因为他拍摄的绥远抗战的照片都是抗战初期布防在绥远前线的傅作义部队,官兵们服装、帽徽以及旗帜都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标识,在那个年代收藏这些是犯忌的;舅舅在通讯《冀东一瞥》中,揭露冀东伪政府统治区十分猖獗的娼、赌、烟、毒、走私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照片,那时也都是有口难辩的四旧。万一这些底片让红卫兵看到,不用说底片,家里的人都将会遭受到灭顶之灾。在银行工作的姨妈就来和母亲商量怎么办,姨妈说她打算瞒着外婆把舅舅的那箱底片交到她工作单位的红卫兵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姨妈在工作单位的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红卫兵办公室负责人看她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就放这儿吧。失落的姨妈回到家里,母亲告诉她外婆已经知道了送底片的事。母亲说,那天外婆问她小木箱怎么不见了?没想到知道真相后,外婆的表现异常平静,沉默了一会儿,像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五个字:听天由命吧。

    这段路程小方早已驾轻就熟,八个多月前,他才去过丰台卢沟桥一带。那是1936年10月,听说驻通津的日军将在北平附近进行大规模的“秋操”,小方特意于10月20日步行至宛平观察采访。他在察访后发表的《宛平之行》中写道:“侵略者越闹得起劲,而反抗者的势力,则也随着增加。记者愿以愉快的态度敬告国人,就是华北的民众都在待机发动,发动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愿自任先锋。”

    在写给张在璇的信中,方澄敏告诉他,北平沦陷后,为了这些底片,外公怕日军来搜查烧掉一部分,白天烧有烟,晚上烧有火光,也就停止了,留下的这部分藏来藏去。也许是由于咱家是老住户,也就避开了日军的搜查。这些是小方心血的结晶,有绥远抗战的第一手材料,如果抄走就无处可寻了。1975年我退休了,一日,我到工会办公室,也就是为了探探消息,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报纸包,破口处露出了粉红色的小口袋,当即我就认出是我以前交的底片,经说明后就取回来了,小箱子在食堂装着饭票,后来也还给我了,这些底片是逃过难的!

    这一次,大概是意识到事态紧急,小方选择了骑自行车。他看到由广安门通卢沟桥的大道已经修成了很好的汽车路,道路两旁,仲夏的田野显得特别美丽,沿途的村子市集还相当热闹,战事似已成为过去了。

    逃过难的这些底片中,是否包含方澄敏遗留下的小木箱里的部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些属于小方的私人照片,是家人捐赠给国家博物馆837张以外的。身着学生装的少年小方、俊朗阳光的求知时代、与朋友轻松快乐的郊野远足、和师友记录情谊的历史瞬间,还有未知名姓者的笑貌音容,随着一张张底片冲洗显影,一个未曾见过的小方脱颖而出,这一发现,使我十几年的寻找旅程有了更加辽远的彼岸。

    但这一切都是假象,抵临宛平城,东门紧闭,西门半开,在一位于姓巡官的帮助下,小方抓紧时间拍照了解战况。在卢沟桥的石狮子旁,背着大刀巡逻的二十九军战士进入他的取景框,定格为历史——这些照片后来刊登在《良友》、《申报每周增刊》等许多杂志上。

    今天看来,方大曾留下的作品具有多重价值,无论是从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哪一个角度切入,似乎都能够找得到相应的关联和支撑。他的通讯和摄影,很好地将道途的选择和行走的足迹有机联系,文字是注解,图片是表达。如果说,十多年前,我在拍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时,由于认识上的肤浅,还没有完全以两者统一的角度去丰满他的形象和血肉,以两者集合的方式来思考影像的构建和传播,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生命年轮的丰厚,未曾停歇的寻找脚步愈加沉实,也愈加笃定。小方是一个富矿,未探明储量且难以估量,此刻我觉得离他很近,近得能感觉得到亲人般的亲切,清晰透明。

    临近中午,小方正在警察局采访,前方忽然传来消息:一是日军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行中;二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

    阳光从窗外照射而来,八十年前,这光不也一样照射在青年小方的身上?面对方澄敏的遗物,我想,如果没有她的珍存和传递,执着和坚持,我们怎么会认识方大曾?怎么会把一个名字和一段传奇连接在一起?怎么会感觉得到,穿越而来的太阳光线,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

    小方尽快完成了宛平城的采访,然后经过战火暂熄的卢沟桥,西行至长辛店。这里的官兵百姓热情欢迎小方的到来,并为他提供各种方便,经了解,小方才意识到,自己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一条街的尽头排列着阵亡兵士的尸体,街上的老百姓告诉小方,直奉战争时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这么多人;一列伤兵专列正要开往保定,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内,躺着因守卫宛平城被炸伤腿部的营长金振中,他接受了小方的采访,并在其镜头中留下了受伤后的第一张照片。

    2016年的秋天,我在租住地北京东单史家胡同,接到了交付冬季取暖费的通知,落款竟是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个单位与我住的34号院一墙之隔,在干面胡同,这一次难道又是巧合?这本杂志20世纪30年代创刊于上海,因视野开阔,图文并茂,而被广泛关注,受时任主编金仲华函邀,方大曾担任过这本新杂志的特约记者。目前已知,他发表的二十六篇通讯和一篇译文中,有六篇发表在《世界知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

    采访至下午,街上的气氛更加紧张,卢沟桥战事又起,急着发稿的小方不得不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返回城里。这条路是中国军队沿河的一道防线,只身赶路的小方引起了好几波守军的误会,有一次甚至被一名士兵拿枪直指,士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小方,大喊“站住!”小方停住,告诉他自己的来历和去向,士兵才让小方在离他很远的地方走开,但他的枪口一直没有放下,直到小方的背影慢慢消逝。

    不久前,我拜访曾经供职《世界知识》的百岁报人于友先生,据他回忆,当时,进步刊物纷纷问世,资历最老的当数《世界知识》,它时常刊登爱国舆论,特别是揭露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的险恶阴谋,小方发表的照片和文字就属于这一类型,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杂志社由上海迁到北京,而它所坚持的知识性和时事性的办刊方针未曾改变。

    下午六时,就在小方刚刚绕道离开长辛店后,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1947年,我从四川回来以后,看到了我哥哥留下几件衣裳,一件雨衣、一个背包,还有一个箱子,旅行用的,别的就没什么了,都是很简单的用品,他没什么衣服。他的底稿一点儿也没留下。退休后,我去过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干面胡同,我知道,他和这个杂志有联系,我就跟他们做自我介绍,他们就帮着我找资料,找出来一篇,就在那儿复印,七页纸花了四块多钱。

    小方在此次采访后完成的《卢沟桥抗战记》中感叹:“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我到北京图书馆、档案馆都去找过材料,他的好多照片都没有标题,所以也不好找,我那时候天天去,借杂志看,也没找到什么。后来又去北京图书馆报库,在西黄城根,从单位开了张介绍信,我在那儿查了一个月资料,每天半天时间,找到不少,《大公报》什么的。查到1937年9月30日的《大公报》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这跟全民通信社说的情况吻合,后来就没有小方的音信了。找出来的东西,我捋了几遍,照片都是他离家以后照的,他的照片有他的风格,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拍的,有的署名中外社,我就把这些记下来,做个统计。

    他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卢沟桥在民族抗战的记忆中占据了沉甸甸的分量。与此同时,小方的命运也彻底被改变了。

    1986年初夏,方澄敏揣着哥哥方大曾的遗物几张120底片,来到离家不远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中国摄影家协会。她已经七十一岁了,垂垂老矣,但拍摄这些照片的哥哥当年才二十五岁,永远二十五岁,永远是她心中那个青春、热情、才华洋溢的小方。她总想为他做点什么,让他不至于彻底从人间消失。

    从卢沟桥、长辛店前线回到城里,小方加班加点撰写了近七千字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前线拍摄的战地照片。紧张的工作中,他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7月23日,他将文字和照片从北平寄出。不久,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及若干张照片,为世界了解中国全民抗战发端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信息。此外,《我们为自己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城》《卫国捐躯》《民众慰劳》等专题摄影报道陆续被上海《申报每周增刊》、《良友》杂志、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刊发。一系列现场及事后的报道图文并茂,影响甚广,尤其是摄影作品反响极大,小方因此被公认为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并被摄影史学家陈申等人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在61号院的传达室,她问门卫可不可以找一下协会的负责人,门卫听了她的情况,建议她先联系《中国摄影》编辑部。《中国摄影》是国内最早的专业级刊物,创刊于1957年,致力于介绍前沿的视觉表现方式和摄影技巧。文字编辑吴常云接待了她。她说她有一个哥哥,留下一些图片,怎么才可以发挥作用?吴常云回忆道。吴常云对摄影史不太了解,之前也没听说过小方,请教单位理论研究室的老人,被告知,这是一个被埋没的摄影师,应该赶快介绍他的作品。

    谁也没有料到,仅仅两个月后,名字频频出现在国内外报纸杂志上的小方,竟在前线战火中失踪了,而他留下的文字与摄影作品,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无人知晓。六十多年后在图书馆找到小方作品的冯雪松说,当时的借阅单上一片空白,这意味着,小方的作品在半个多世纪中读者寥寥。

    吴常云根据方澄敏留下的地址找到方家。方澄敏取出一只木盒子,有一只小抽屉那么大,里面全是方大曾留下的底片。他一张一张地翻看。片子主要是社会百态和战地题材。底片保管的情况一般,很旧,也不是很清晰了。他试着从《黄河组图》里挑了几张构图讲究、人体很有质感、光影效果也不错的片子,带回了编辑部。总编辑袁毅平看过后,很快同意将其中表现黄河纤夫和黄河船夫的两张发表。

    方者,刚正不阿也

    照片登载在《中国摄影》当年第3期的旧作新话栏目中。事实上,这两张照片并不太符合该刊的唯美诉求,旧作新话栏目也很少出现,少数几次出现介绍的都是吴印咸这样摄影大家的作品。这次算是破例了。吴常云还配发了一篇名为《历史尚需回顾有感于方大曾作品的发表》的介绍。他写道:我们从作品中,似乎可以听到一种被压抑的、愤懑的吼声,一种力量的凝聚。

    冯雪松第一次知道小方的名字是在1999年。那天,他无意中在办公室的报纸堆里看到了一份传真,传真是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发来的,里面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方大曾”:

    方澄敏曾向吴常云表示,想把底片捐给中国摄影家协会。经请示领导,得知协会当时没有保存底片的条件,就婉拒了捐赠。此后,他再也没见到过方澄敏。

    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展开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摄影家……几乎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只有他的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出版社拟将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对他的回忆,合编成《方大曾的故事》一书,以示怀念。

    方澄敏曾试图找一家出版社,将哥哥的摄影作品结集出版,有人曾经表示愿意出两万元做这个事情,出乎意料的消息让她在一段时间内满心欢喜,她努力地回忆,与哥哥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与哥哥交往的人和经历的事,撰写了纪念文章,还整理了作品目录,最终等来的是不能出版的答复,原因是赚不到钱。

    传真没有明确的接收人,“战地摄影记者”“神秘地失踪”“一千多张底片”这些关键词语却触动了冯雪松这名纪录片工作者的直觉。他记得那时的心情,有点兴奋,有点冲动。从此,持续20年之久的寻找方大曾之旅开始了。冯雪松习惯说“寻找”小方,而不是“纪念”之类的词语,因为“一开始还怀有美好的愿望,希望小方还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希望他只是因战争失忆,或者别的原因,一直不曾回家。”

    新闻易碎吗?七十多年过去了,在今天的信息爆炸时代,回看当年小方的新闻作品,竟然还是那么新鲜。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江宛柳表示,小方长于摄影,相机与笔是他手中并行的两件武器。他留在家中被妹妹保存下来的底片编号有1200张,全部是纪实照片,大多数内容是底层穷苦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纤夫、矿工、赶毛驴的农民、快饿死的孩子,传递着多难中国的现实,这些作品今天来看,照样引人入胜。每篇通讯,每幅照片,都是中国抗战初期最具体而真实的历史回放,年代越久远,越感受到其价值的永恒。并且当我们同时翻看他的新闻通讯与图片,会感到十分惊异,那时的小方就有了今天全媒体时代的新闻理念:有图有真相。

    他先翻开了厚厚的《中国摄影史》,结果让人失望,其中的方大曾没有独立的篇章,没有连贯的履历,没有定论和结语,他只是一个被叫作“小方”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只是零星出现在相关联的历史事件中。

    遗憾的是,长期的沉寂,使小方作品的价值并没有在最初得到这样的认识,以至于一段时间,他的照片知音者渺渺,他的文字阅读者寥寥。就连一同在战地采访过的同行,也抵不过命运和岁月的折磨,范长江、孟秋江憾然离世,知情者日益稀少,小方更加孤独了。和小方同在卢沟桥采访的《新闻报》记者陆诒,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工作,方澄敏辗转找到他,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哥哥的线索,但仍然没有答案。在她的遗物中有一本陆诒赠送的《战地萍踪》,里面就有描述小方的文章。

    冯雪松找到陈申,并在陈申的引见下拜访了小方的妹妹、85岁高龄的方澄敏。于是,那个碎片化的小方有了一点轮廓:

    在方澄敏的遗物中,有一封编辑来信,感谢她把发表在《摄影文史》杂志的《抗战初期以身许国的新闻摄影记者小方》一文的七十元稿费寄回,捐赠给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做活动经费。据中国摄影出版社编审陈申先生回忆,他曾将小方的底片打样出来,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每一次得到的稿费,他都给方澄敏送去。老太太也收,但过不了一个礼拜,她就买点东西给我送回来,而且买的礼物比那稿费还多。这似乎是中国传统中的薄来厚往。陈申说,她还不上楼,每次都把东西往门卫那一搁,然后门卫打电话说,老太太又来了。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他的父亲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实。读小学时,方大曾就喜欢摄影,开明的母亲用七块大洋给他买了第一架相机。1929年,17岁的中学生方大曾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

    陈申一直记挂着老太太的心愿将小方的遗作出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出版社表现出兴趣和意愿。

    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大学期间思想活跃,热心进步活动,曾与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杂志。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工作之余同时担任中外新闻学社的摄影记者,时常带着相机外出,记录所见所闻。

    姨妈为了保存这些照片,付出很多,尤其在动乱年代。张在璇对我说,姨妈总是抱着盒子念叨:这是全家人的念想,必须保存好。外婆去世后,母亲和姨妈接过了寻找舅舅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在搜集他的资料。后来她们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耳朵聋了,这个重担就落在我们的肩上了。张在璇说,对于舅舅的生死,家人仍保存着一线希望。

    据方澄敏介绍,大学时的小方就已经在北平的摄影圈崭露头角,参加各种展览,常在报刊上发表摄影作品。上大学后他不再向家里要钱,他的稿费不仅可以支付生活用度,还足够买拍摄用的胶卷、洗照片用的药水。

    2015年6月29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我受邀出席《大公报》创刊一百一十三周年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在一份报纸的抗战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伟哉大公报壮哉方大曾》。自1937年9月30日《大公报》刊出《平汉北段的变化》后,约有一年的时间,报纸上再也看不到方大曾的任何报道。通过多方打听,一家人辗转找到报社询问,据称,社里早已与方大曾失去联系多时。《大公报》是小方最后供职的地方,参加这次活动也是为了让小方回家,在演讲过程中,我把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张在璇先生请上台,这个家族八十年来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让方大曾回家。现场,张在璇先生把长期珍藏的、舅舅方大曾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的464张底片的电子文件捐赠给了《大公报》,让这些抗战时期的历史记忆回到方大曾的家。让小方回家,我想,这既是了却方澄敏老人的愿望,也是对方大曾最好的纪念。

    在《以身许国的新闻战士》一文中,方澄敏回忆,哥哥“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露出纯正无邪的光芒”,他“好像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又好像从不知疲倦”,“他之所以称为‘小方’,那是因为他童心未失,秉性活泼,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的缘故。当朋辈们看到他这个大个子出现在欢蹦乱跳的小人群中时,就情不自禁地亲昵地称他为‘小方’,他自己呢,也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孬。他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灯光下,我翻阅着方澄敏留下来的手稿,字迹清秀,洋洋万言,记述着哥哥的过往和曾经,这是一份她留给后人的交代,也是一份等待来者的遗嘱。小方的朋友很多,方澄敏写道,常来我们家的客人,除了李续刚和方殷以外,我现在能够记得的还有:李声簧、夏尚志、王兴让、王经方、高尚仁、汪鸿鼎、魏兆丰、吴颂平等等,还有一位摄影爱好者许智方,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仿佛能够想起这些人当时的音容笑貌,我梦想着有一天这些人再到我们的家聚一聚,但是,时过境迁,死的死了,活着的也天南海北,何况小方又早已不在人间了。

    浏览小方留下的底片,不难感受到妹妹眼中“活泼”“正直”“纯正无邪”的他。冯雪松告诉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摄影艺坛上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照相机只是少数“有钱有闲”的人手中的“画笔”。一些摄影家们追求唯美主义,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热衷于展示改良过的类似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术。而小方的摄影风格和工作方式与之截然不同,用方澄敏的话说,小方“不拍美人照”。他的脚步遍及城市周边的寺庙古刹、乡村田野、商埠市集,以及河北、山西、察绥一带;他的镜头中多是纪实风格的劳苦大众,譬如门口的车夫、讨生意的小贩、蜷缩在墙角下的缝穷者、破衣烂衫的码头工人、皮肤黝黑的黄河纤夫、井下挖煤的煤矿工人等。

    这些人是谁?他们和方大曾有过怎样的交集?我好奇,在与之交集之前或之后,这些名字的背面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故事?

    行走和拍摄中,小方对现实有了更多思考。在一个煤矿区目睹工人们随时危及生命的工作后,他忍不住在文章中呐喊:“这个世界简直不允许他们生存在光明中,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吧,我这样企望着,我确信这不是幻想:因为有千百万的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争!奴隶们也要享受‘人类的生活’了!”

    我翻开一本范长江夫人沈谱主编的《范长江新闻文集》,扉页上有沈谱留下的字迹淑敏嫂、澄敏姐惠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她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引人注意的是,小方留下的底片里还有不少自拍照。这些直到2015年才在方澄敏老人的遗物中露出真容的自拍照中,小方经常是攀登在高处的形象,在塔吊上、在天梯上、在山顶上,他似乎总想抵达更高的地方,让人不由得想起母亲对他性格的评价——“太爱冒险”。

    在方大曾的私人照片中,有一张据传是他在李大钊出殡途中所摄,小方为什么会出现在送葬的队伍之中?我通过不同渠道查找了有关这次葬礼的历史图片,但是这一张并没有在其中,难道这又是一个新的发现?

    “知子莫若母”,小方的确是不惧危险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过两次,只不过,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透露过。冯雪松说,最近几年,他才在中法大学相关的档案和史料中发现小方被捕过。一次是1932年1月19日,一份北平市警察局二区的案卷显示为“解送中法大学王良骥、方德曾等十三人游行被捕案”,事由大意为当日下午,青年学生集会后赴市党部抗日情愿,沿街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另一次是1934年,中法大学的校友高云晖在《回忆农苔在中法大学和抗战初期》的文章中提到,“一天,教师范文澜、王慎明、阮慕韩和同学方德曾分别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去了,过了好几天,他们才都被校方营救保释出来……”因为这次被捕,本应1934年毕业的小方被校方降了一级,延迟至1935年才从中法大学毕业。

    应该说,探索历史,疑问是最好的向导,寻找方大曾十几年来,很多时候是疑问给我指引着方向,每一次打开问号,有关他的书写就轻盈几分。岁月遗落了什么?今天该重拾哪些?再次出发,对于方澄敏遗物的追问,又将会把这一条觅寻之路引向何处?

    这样一个充满正义感、不惧危险的青年,在“九一八”后动荡的时局下,成长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几乎是最顺理成章的事。

    绥远43天

    1936年年底,绥东集宁县的冬天,范长江遇到了“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小方。彼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经典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已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而小方还是中外新闻学社的年轻记者,两人均为采访绥远抗战而来。这是两位同行的第一次谋面,小方的一个“壮举”却让范长江吃了一惊——他打算告别同行的记者朋友,独自骑马斜穿阴山,到绥北的百灵庙继续采访。

    小方“单枪匹马”的独行“壮举”由来已久。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中国军队取得了百灵庙战役和红格尔图战役两次大捷。12月4日,小方带着他的相机,登上了北平开往绥东的火车,一夜颠簸后,抵达了寒风呼啸的集宁县。接着,他先在集宁搭乘部队车辆,后逆着北风徒步五个多小时、跋涉40里,赶到距离集宁180里的红格尔图。

    在前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采访后,小方返回集宁,遇到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央社记者王华灼等人。数日后几人共同前往绥东的另一处军事重地兴和县采访,后再次回到集宁。

    就在此时,小方轻描淡写地告诉范长江,他第二天要骑马去百灵庙。范长江在1938年的《忆小方》一文中回忆:“到百灵庙……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塞外的生活,我们多少经历过一些,总少像他这样冬季孤身翻阴山,而且正是百灵庙战争之后。”范长江写道,从此被人叫为“小方”的方大曾先生,在我们朋友心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小方决定开启这趟艰苦旅程的理由很简单,从集宁到百灵庙这段路程经过的地方,“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新闻记者到那里去视察过被匪蹂躏后的惨状”。

    驻集宁的汤恩伯听说小方的计划,提出派汽车送他,小方拒绝,因为他清楚这段原始状态下的路程并不适宜汽车行走,他打算骑马赶路。与今天的记者不同,当年的范长江、小方等战地记者骑术都不亚于驻守塞外的战士,在兴和采访时,一位师长就曾称赞他们:“你们都是武装的新闻记者啊!”小方在战地通讯里提到此事,斗志昂扬地写道,“不只是新闻记者,中国的全民众都应该武装起来!”

    就这样,1937年1月6日,小方和一名士兵同行,向西北方而去。天气冷得厉害,狂暴的北风迎面吹来,就连同行的士兵都受不住,想打退堂鼓,小方不愿半途而废,便建议士兵自己先回去,士兵看他意志坚决,还是咬着牙随之继续赶路了。

    除了天气,在陌生的崇山峻岭中辨认道路也是一大困难。小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并没有领路人,有的只是我的方向鉴别力,在我们越过那段盘山道路之后,就再也遇不到行旅的踪迹,因之,我断定这是走失了正路,我们陷于危险的环境中了。”没办法,他只好一边估量着山的形势,一边用眼力寻找蒙古族人辨别山路的“敖包”,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峰,经历一次又一次失望,整整走了一天,终于,一片平原出现在眼前,村庄也多了起来,目的地到了。

    这样艰难的旅程中,小方仍然没有忘记工作。一路上,土法开采的煤矿区、喇嘛寺院、天主教堂、畜牧场,都成了他镜头和笔尖的新闻素材。

    2017年10月底至11月初,冯雪松、陈申等人驾车沿着小方当年的采访路线前往内蒙古实地考察,沿途只见阴山绵绵,草原茫茫。冯雪松说,他难以想象,当年的极度严寒下,小方单人独骑行程数百里,边赶路边拍照写稿是如何做到的。

    这次长达43天的绥远之行,是目前已知小方外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也是留下照片和文字最多的一次采访,他拍摄了四百多张照片,完整地报道了绥远抗战。《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来自塞外的通讯,一篇接一篇发表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中,前线战士们挖战壕、擦枪备战的紧张,头戴面具进行防毒演习的场景,兴和街头“反对日军在青岛的暴行”的大胆标语以及战后尸体的惨状,一一呈现。

    这些报道鼓舞了民众抗日斗争的士气,也引起了范长江等新闻界人士对小方的赏识与重视。正因如此,后来被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称赞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的小方与范长江,才得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成为同事,并肩战斗在抗战一线。

    消失在25岁

    1937年7月23日,刚刚度过25岁生日的小方在北平寄出《卢沟桥抗战记》后,再次离家前往卢沟桥、长辛店一带采访。从那以后,家人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能从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以及共赴前线的记者回忆中略知小方的踪迹。

    在卢沟桥、长辛店一带第二次见到小方的范长江写道:“我们又常常碰头,他的工作情绪愈来愈高涨,身体也愈来愈结实。北方的夏季,他穿着短裤衬衣,自己带着他的小箱子行李,在平汉路前线不断地突击。”

    时任上海《新闻报》记者的陆诒记得,和小方初次相识,是在1937年7月28日的保定,范长江郑重为两人相互介绍。当时的小方“年少、英俊,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衬衫和黄短裤,足蹬跑鞋,挎一架照相机,显得精力充沛,朝气蓬勃。”

    那天,陆诒、小方和北平《实报》记者宋致泉结伴,从保定搭兵车去长辛店。经过良乡车站时,前线炮声隐约可闻,小方坐不住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不一会儿,小方又拖着陆诒到车窗旁,手指窗外高粱地里行进的军队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

    到长辛店后,小方径直到离战火最近的地方拍照,回来后告诉陆诒:“我在前线为一个29军青年战士照了相,这位战士只有16岁,高个儿,大眼睛,脸色红润。他身背大刀、步枪,手里拿了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和望远镜,笑得嘴都合不拢来呢。”说话间,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顾,只拍拍胸前的照相机:“今天收获不小!”

    据小方的作品《保定以北》记载,28日夜里他住在长辛店,震耳的大炮“每隔十分钟发两响,一直响到次日的天明”。29日,小方离长辛店赴门头沟,路上遇到自卢沟桥撤退的队伍,觉得奇怪,问他们卢沟桥是否有人接防,无人答应。不久,又遇到从门头沟返回的旅客,据说北平与门头沟的交通也断了。小方只觉得“一切情形均与昨日在长辛店所闻者大为相异”,甚至猜测这是“有计划的神秘行动”。

    无奈折返长辛店、后辗转回到保定的他完全没想到,就在29日这一天,北平失守,第二天,天津陷落。小方的家回不去了,他写信给已回到上海的范长江:“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还有许多摄影材料工具不能带出来,我现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岗位。”那时,上海《大公报》正需要人,主要负责战地记者派遣和联络工作的范长江,就请小方负责平汉线工作。

    此后,以保定为落脚点和中转站,小方开始东奔西突,为《大公报》写通讯。

    8月初,南口战役爆发,范长江赴察哈尔助记者孟秋江工作,与邱溪映、小方配合,总辖平绥平汉的战争消息。烽火硝烟中,小方独自一人从保定到南口、居庸关采访。深入阵地的他看到战士们肉搏坦克车,“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大家不顾一切地攀上前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用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了,居然败走”;看到每天都有二十架飞机在空中威胁着,但“没有一个人怕它……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只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惨烈的战斗还在继续,8月底,在范长江的召集下,小方、孟秋江和邱溪映赶去大同,召开了一次战地记者会。几个人交流了情况,分配了接下来的工作,邱溪映坚持绥远宁夏线,孟秋江支持同蒲线,小方仍挺进平汉线。紧接着,在大同城墙边的防空洞里,几个人分别将前一阶段的采访付诸文字,其中小方完成了《从娘子关到雁门关》和《血战居庸关》两篇通讯。

    随后,范长江与小方先后到石家庄。听说保定吃紧,卫立煌所部三师正与日军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小方异常兴奋,他带上充足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范长江对小方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小方平和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果然,不久之后,《大公报》收到了小方发回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之后,小方就沉寂了,《大公报》再也没有接收到他的任何稿件。

    小方的家人习惯通过每天的报纸了解他的踪迹,9月30日《大公报》刊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许久不见小方的文章,家人起初也没怎么在意。直到年底,小方依然杳无音信,一家人才开始产生不祥的预感。多方打听,找到已搬至武汉的中外新闻学社(已改名为全民通讯社)询问,无果;联系《大公报》刊登了三天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范长江也失去了与小方的联络,他曾写信到邯郸邮局问小方的一个亲戚,收到的回信说,小方到保定时正值保定失守,他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在蠡县曾发出一信,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他在蠡县写信给邯郸的亲戚时还提道:“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

    烽火连三月,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最好的消息,无论是小方的家人,还是范长江等记者朋友,都一直默默希望,哪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直到1938年,范长江还说:“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

    可惜,天不遂人愿,小方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几经波折的底片

    小方失踪已久,家人整理他留下的东西,发现了两个装满底片的小木盒。小木盒里的一千多张底片,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以四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底片中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最多,不过几乎全是卢沟桥事变之前拍摄的,之后的大量战地照片,随着小方的消失已无从查询。

    小方的外甥张在璇接受冯雪松访问时曾介绍,协和胡同10号的老宅院子里有一个灰色的小木屋,是舅舅方大曾专门请木匠搭建用来冲洗照片的“暗房”。装底片的两个小木盒也是当时一并做的,每个盒子一尺多长,半尺多宽,半尺多高。

    日伪时期,京城一片恐怖,家人担心那些记录抗日运动的底片惹上事端,趁着烧火做饭时悄悄烧了一些。后来,还是小方的母亲把小木盒藏在她的大书箱里,才使剩下的底片幸免于难。日本投降后,小方的母亲就把小木盒放在卧室的平柜上——她始终不相信儿子的失踪,觉得这些底片是对儿子的一个念想,看见它们就好像儿子还在。可是,她这样等了32年,打听了32年,直到去世,也没有听到小方的任何消息。而且,就在她去世前几年,小方留下的唯一念想——小木盒里的底片又经历了另一次波折。

    那是“文革”时,社会上正在反“四旧”,小方拍摄的绥远抗战时的国民党官兵,以及揭露冀东伪政府统治区娼、赌、毒、走私等丑恶现象的照片,让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十分担心:万一这些底片被发现,别说底片留不下,家里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两姐妹瞒着母亲,主动把小方的底片交到了方澄敏单位的“红卫兵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张在璇告诉冯雪松,姨妈方澄敏在单位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负责人看她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她,只淡淡地说“就放这儿吧”。底片上交后仅仅一周,红卫兵来了方家,翻箱倒柜搜查一番后,什么也没找到,只好离去。

    1969年,小方的母亲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此后,妹妹方澄敏和姐姐方淑敏接过了寻找小方的重担。那时距离小方失踪已经32年,但她们还抱着一丝希望,盼望知道小方的下落。

    对于那些上交的底片,姐妹俩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没想到,1979年的一天,已经退休的方澄敏到单位办事,突然在工会办公室的角落里,看到几张废报纸包着一些粉红色的袋子。袋子随意地散落在地上,方澄敏却一眼认出那就是哥哥的底片:每一张底片都装在一个半透明的纸袋里,然后再装进粉红色的外袋,外袋上印着“德记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样。她急忙找到工会负责人,被告知“红卫兵办公室”早就不在了,这些东西没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

    底片失而复得,后来,装底片的小木盒经历了在食堂放饭票的命运后,也物归原主。然而,几十年过去,除了方家人和小方生前的一些朋友,已经没有人知道底片主人的故事了,甚至“方大曾”这个名字也变得陌生。

    六十多岁的方澄敏开始悉心整理命途多舛的底片,她希望可以出本画册,或者办个展览,纪念自己的哥哥。她四处奔走,查阅资料,编写目录,访问知情人,找过许多人,想过许多办法,却收效甚微。曾有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小方的作品集,方澄敏满心欢喜地等待,最终的答复却是不能出版,原因是赚不到钱。

    1989年,方澄敏辗转联系上了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摄影史学家陈申。陈申是《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因为编纂《中国摄影史》,见到方澄敏之前他略略知道“小方”其人。在协和胡同的方家老宅里,陈申见到了小方的底片。后来,在陈申的推介下,台湾着名摄影家阮义忠征得方澄敏同意后,挑选了50张底片,于1994年在台湾《摄影家》杂志推出一期方大曾专辑。在专辑引言里,阮义忠断言:“方大曾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至此,小方的名字和作品总算被一些文化界和摄影学界人士知道。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摄影杂志《焦点》向陈申约稿,对方澄敏作了一次专访并录音,首次将战地记者小方的故事公诸于世。

    不过,让小方真正回到大众视野的,还是冯雪松长达20年的寻找。

    没有句号的追寻

    1999年,第一次见到方澄敏悉心保存多年的底片那一刻,冯雪松就决定答应这位老人,用拍纪录片的方式寻找并纪念消失的方大曾。他在工作笔记里写道:“我们拍摄此片的目的不仅仅是去寻找一个人,是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我们试图依照他的最后旅程解读抗战初期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遭遇。”

    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除了连续四个半月泡图书馆的笨方法,冯雪松还带着纪录片摄制组沿着方大曾的足迹,一路寻访,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蠡县……1999年底到2000年秋天,两千多公里的行程中,他们查阅每一处的地方志,探访小方提到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寻觅、采访每一个可能与小方有过交集或关联的人。寻找过程中经历过经费不足、线索中断等重重困境,但冯雪松就像指引他前进的小方一样,坚持了下来。

    2000年7月,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了最早版本的《寻找方大曾》;同年11月第一个记者节前夕,素材更完善、内容更充实的第二版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正式播出。同一年,陈申、冯雪松等人策划,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顺利面世。

    纪录片的播出和图书的出版,让小方引起了一定的关注。2002年7月,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和四川摄影家协会主办的“追溯——方大曾摄影作品展”在成都的四川美术馆举行,小方的106幅照片穿越时空与公众见面。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底片库建成,开始征集照片。经过陈申从中多番接洽,2006年3月,小方遗留底片中的837张被无偿捐赠给国博收藏,其中约300张反映的正是绥远抗战。近70年的风风雨雨后,这些珍贵的影像史料终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或许是心愿了结的缘故,捐赠仪式举行之前10天,为哥哥珍藏底片几十年的方澄敏老人安然离世。

    与此同时,完成了对方澄敏老人承诺的冯雪松,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他不止一次感叹,“每次我以为要为小方的故事画上一个句号时,这个句号都会变成一个问号,然后变成逗号,然后继续往下寻找……”纪录片播出后,意犹未尽的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搜集查阅小方的踪迹,事实上,也总有一些视线之外的小方作品和故事被陆续发现。比如,小方大学期间两次被捕的经历就是近几年新发现的;又比如,前几年突然发现小方的作品《保定以北》竟被1937年的《广西日报》节选刊登,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2014年底,冯雪松的着作《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原本,这只是他对十几年来寻找小方历程和收获的一次总结和交代,出版社也没有安排宣传活动,甚至第一版只印了2000册。万万没想到,2000册图书一周就卖完了,很快加印了5次。年底,各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随之而来。

    2015年2月,《大公报》北京分社总编辑孙志慕名来访,并主动陪冯雪松前往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家中拜访。当时89岁高龄的方汉奇看完书后高度评价,称该书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的空白;对于小方他更是盛赞,“方大曾与范长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这一年的7月7日,在冯雪松的推动下,方大曾纪念室在小方最后战斗过的保定顺利落成,方汉奇先生为纪念室题写了匾额。9月,公益活动“方大曾校园行”在清华大学启动,这是冯雪松发起的公益计划,他希望更多学子尤其是新闻学子认识方大曾。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校园行”已经走进了约40所大学,其中包括美国的纽约州立大学。

    2017年12月,在发现更多史料和照片的基础上,《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姊妹篇《方大曾:遗落与重拾》出版,一个更加鲜活生动的小方跃然纸上。

    2018年7月7日,方大曾研究中心在河北保定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不仅是寻找小方,而且要发掘研究一批抗战记者、报人的事迹,传承抗战精神。”冯雪松说。

    今年是冯雪松寻找小方的第20年,他最欣慰的是,方大曾的名字不仅写入了《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名记者》《中国摄影大师》等权威书籍,更是被纳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目前他已完成邀请撰写方大曾词条的工作。从最初的一个人,到如今的一群人、一个社会甚至国外,都在关注小方,他告诉记者,《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的英文版即将由中国外文局出版,此外,印地文、韩文版的版权也已被买走,“小方不仅重新‘归来’了,而且开始从中国走向世界。”

    本文照片由冯雪松提供

    感谢冯雪松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帮助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丽娟

    监制:陈岩

    编辑:李拓

    流程编辑:刘杰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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